通往奴役之路

*摘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 书中所申明的信念,并非取决于我的个人利益。为什么似乎如我所愿的那种社会给我带来的好处,会比给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好处更大,我无法找出任何理由。其实,我的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同事常常告诉我,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在我所反对的那种社会里,我应当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当然,前提是我得让自己接受他们的观点。

  • 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的了。——阿克顿勋爵

  • 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

  • 尽管在绝大多数文明国家中思潮所受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但它们不一定在相同时间或以相同速度发生作用。因此,通过从一个国家迁居到另一个国家,人们有时可以再次观察到类似的精神发展阶段

  • 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

  • 也有着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同样蔑视、同样的伪“现实主义”乃至犬儒主义,对“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样的宿命论的接受

  • 不是对于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

  • 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心诚意地憎恶其一切表现的人们,却同时在为一些实现起来就要直接导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务。

  • 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 敌人运用宣传作为其主要武器之一,这种宣传不仅采取了喧嚣的形式,而且更采取了阴险的形式

  • 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

  • 许多仍然坚持他们信念的流亡社会主义者,现在虽然怀有最善良的愿望,却正在帮助其寄居的国家走上德国所走过的道路。

  • 至少就我们的敌人而言,将他们看作与我们完全不同,在他们那里发生的事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是比较心安理得了

  • 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 尽管我们受到德•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这些伟大的19世纪思想家的警告,即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

  • 我们正在迅速放弃的不仅是科布登和布赖特、亚当•斯密和休谟、甚至洛克和弥尔顿的观点

  • 不仅是19世纪和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而且连我们从伊拉斯谟和蒙田,从西塞罗和塔西伦、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那里继承来的基本的个人主义,都在逐渐被放弃。

  • 个人主义在今天名声不佳,这个词和利已主义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但我们所说的与社会主义和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与这些东西没有必然的联系

  • 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已的天赋和爱好

  • “Freedom”和“liberty”这些字眼儿常常被滥用,以致我们在使用它们表明它们当时所代表的理想时,也颇费踌躇。

  • 从一个严格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逐渐转变成另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人至少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了解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

  • 个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结果,可能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

  • 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审慎选择的目标,以此取代那些非人化的无以名状的市场机制

  •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F•荷尔德林

  • 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 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 对政治自由的伟大倡导者们来说,这个词意味的是免于强制的自由,是摆脱了他人专断权力的自由,是从种种束缚中的解放,这些束缚使个人除了对他们隶属的长官唯命是从之外别无选择

  • 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

  • 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

  • 我们所属的这一代人现在正从经验中懂得,当人们放弃自由,转而强制性地将其事务加以组织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尽管他们期望一种更富裕的生活,但他们在实践中肯定放弃了这种期望;随着有组织管理的增加,目标的多样化必定会让位于一体化。这是对有计划的社会和人类事务中独裁主义原则的报应

  • (彼得•德鲁克先生写道:)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证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

  • 这里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深信不疑,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纲领的实现将意味着自由毁灭的话,他们是会回头的

  • 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成为有关手段而不是有关目标的争论——尽管社会主义的不同目标能否同时实现这个问题也被提到。

  • 世界上的好东西大部分应归于某个高贵的种族,如北欧日耳曼人,还是应归于某一党派的成员或一个贵族阶级,对此我们必须采取的方法,是和那些能确保一种平均分配的方法相同的。

  • 每一个人只要不是彻底的宿命论者,就是一个计划者

  • 自由主义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张让事态放任自流。它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只要能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它并不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行,需要一种精心想出的法律框架

  • 法律必须不能容忍任何个人或集团通过公开或隐秘的力量限制这些通道。任何控制某些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企图,都会使竞争失去它有效地协调个人努力的力量

  • 要使竞争发挥作用,不仅需要适当地组织某些编制,如货币、市场和信息渠道——它们之中有些是私人企业从来不能充分提供的——而且它尤其依赖于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这种法律制度的目标在于既维护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有利地发挥作用

  • 实际上使左、右翼社会主义联合起来的东西,就是对竞争的共同敌视,以及用一种管理经济来代替它的共同希望

  • 其中竞争多少被抑制了,但计划的工作则委之于各个产业中的独立垄断者手中。

  • 在一个接一个的产业中破坏了竞争,这种政策使消费者只能听任那些组织得很好的产业中的资本家和工人联合垄断行动的摆布

  • 我们一切批评所针对的计划只是指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这一点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在本书范围内,不能讨论那种用来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和有益的非常必要的计划

  • 是我们首先主张,文明的形态越复杂,个人自由也必定变得越受限制。——B•墨索里尼

  • 倾向垄断和计划的趋势,并不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客观事实”的结果,而是种种看法的产物,

  • 人们所说的垄断发展的技术原因,是指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越性在于现代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效率更大

  • 任何一个曾经注意过垄断者如何热心地经常寻求并常常获得国家权力的援助使他们的控制生效的人,绝不会怀疑这种发展是没有什么不可避免性的。

  • 在这里,在政府的帮助下,对“科学的计划”、“工业的自觉的组织”首次伟大的实验,导致了巨型垄断组织的产生

  • 在德国,现代文明中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己经达到了它们最先进的形态,这已成为司空

  • 必须先于其它欧洲民族废除个人自由,因为意大利人种的文明比其它民族先进得多!

  • 遏制竞争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方针大计,它是为了实现我们现在叫做计划的那种理想而采取的,这是没有疑问的

  • 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 使竞争成为适当的实现这种调节的唯一方法的,正是在现代条件下劳动分工的这种复杂性,而绝不是竞争只适用于比较简单的条件。如果条件是如此简单,以致只要一个人或一个机关就足以有效地观察到所有有关事实的话,那么要实行有效的控制或计划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困难。只有在必须考虑的因素如此复杂,以致不可能对此得到一个概括的印象的时候,才使分散的权力成为不可避免。但是,一旦分权成为必要,调节的问题就发生了

  • 这种调节就是让各个企业单位调节它们自己的活动去适应只有他们才知道的事实,进而促成他们各自计划的相互调整,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权衡

  • 所有必须顾及的因素,它们关系到如此众多的个人的决定,因而使分权成为必要,很显然,要完成这种调节,不是通过“有意识的控制”,而只有通过具体安排,向每个企业单位传播它必须获悉的消息,以便使它能够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决定以适应其他人的决定。并且因为常常影响着各种商品供求条件的变化的细节,绝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中心对它加以充分的了解,或很快地把它收集起来和传播出去,这时候需要的是某种记录工具,自动地记录所有的个人活动的有关结果,于是它所表现的征象便同时既是一切个人决定的结果,又是一切个人决定的指南

  • 在竞争之下价格体系所提供的正是这种记录,而且这种任务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望完成。企业家只要像工程师注视少数仪表的指针那样,注视较少数的价格变动,就可调整他们的活动

  • 只有竞争普遍发生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个别生产者必得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变化但不能控制价格的变化时,价格体系才能完成这种职能。整体越复杂,我们就越得凭借在个人之间的分散的知识,这些个人的个别行动,是由我们叫做价格体系的那种用以传播有关消息的非人为的机制来加以调节

  • 和分权加上调节这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相比,集中管理这种方法便更显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笨拙、原始和范围狭小的方法。分工之所以能达到使现代文明成为可能的程度,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并不是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而是人们无意间摸索到的一种方法

  • 虽然在短时期内我们为多样化和选择的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时可能是很高的,但在长期内即使是物质福利的进展也将有赖于这种多样性,因为我们不能预见从那些可以提供商品或劳务的许多形态中,究竟哪一种可能发展出更好的东西来。

  • 但是为自由而辩护的理由,正是我们应该替难以预见的自由发展保留余地

  • 虽然在现代技术发展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迫使我们趋向全国的经济计划,但其中确有很多因素,使计划当局拥有的权力具有无穷的更大的危险性。

  • 趋向计划的运动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行动的结果

  • 孤立地看,许多事情中的每一件,都可能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完成,

  • 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不过一步之遥。

  • 但如果让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专家毫无阻碍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的话,那将再没有比这个更难忍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

  • 所有集体主义制度的共同特征,可以用一个各个流派的社会主义者都乐比不疲的词句,描述为一个为了一个明确的社会目标而精心构筑的社会劳动者组织

  • 社会为之组织起来的“社会目标”或“共同目的”,通常被含糊其词地表达成“公共利益”、“全体福利”或“全体利益”。无须多少思考便可看出,这些词语没有充分明确的意义以决定具体的行动方针。千百万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单凭一个多寡的尺度来衡量。一个民族的福利,如同一个人的幸福,依赖于许许多多的事物

  • 它预先假定存在一个完整的伦理准则,其中人类的各种不同的价值都适得其位。

  • 任何人都只能考察有限的领域,认识有限需求的迫切性

  • 而这些价值尺度不可避免地有所不同并常常相互矛盾。由此,个人主义者得出结论说,在限定的范围内,应该允许个人遵循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价值和偏好,

  • 就是这种对个人作为其目标的最终决断者的承认,对个人应尽可能以自己的意图支配自已的行动的信念,构成了个人主义立场的实质。

  • 这种观点并不排除对社会目标的认可,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个人目标的一致性的认可,这种一致性使人们为了追求的目标联合起来成为可取之事。但是,它把这种共同行动局限于那些个人观点一致的事例上;就此而言,所谓“社会目标”不过是许多个人的相同目标

  • 像德国早在1928年的情形那样,中央和地方当局直接控制了对一大半国民收入(根据当时德国官方的估算,是53%)的使用时,它们几乎间接控制了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于是,几乎没有一个个人目标不依赖国家行动才能实现

  • 在导致决定的讨论中,计划的目标将会被冠以“共同福利”之类的称呼,这类称呼不过是对计划目标缺乏真正一致的掩饰

  • 人们一致同意一定要有一个中心计划而在目标上却没有一致意见,其后果十分类似于一群人决定一起旅行,而在想去的地点上都没达成一致,结果他们全体可能不得不进行一次他们大多数人根本不想作的旅行。

  • 当论及一国经济事务的详尽管理时,弄清这种公认的议会低效率的原因是重要的。毛病既不在于个别议员,也不在于议会机构本身,而在于议会所承担的任务中的内在矛盾。他们并未被要求做他们所能一致同意的事,而是被要求对每件事情——国家资源的全盘管理——都取得一致意见

  • 一个各部分必须极其精心地相互适应的复杂整体,不能通过各种冲突看法的妥协而达成

  • 制定一个经济计划,必然要在种种相互冲突和相互竞争的目标——不同人们的不同需求——之间进行选择,这正是经济问题的实质

  • 之所以诉诸授权,是因为有待处理的事情不能由通则来规定,而只能就特定情况相机酌定

  • 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标。它并非是为了一个良好的公共管理才被需要

  • 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政府和一个教条主义的多数民主的政府统治下,民主制度也许和最坏的独裁制度同样暴虐

  • 计划导致独裁,因为独裁是强制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工具,而且,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

  •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使形式上是民主的,如果它集中管理经济体系的话,可能会和任何专制政体所曾做的一样完全破坏了个人自由

  • 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撇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

  • 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行动自由,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

  • 在已知的竞赛规则之内,个人可以自由地追求他私人的目的和愿望,肯定不会有人有意识地利用政府权力来阻挠他的行动。

  • 在做出这些决定时,常常必须对各种人和各个集团的利害逐个地予以比较权衡。最终必得由某个人的观点来决定哪些人的利益比较重要;这些观点也就必定成为那个国家法律的一部分,即政府的强制工具强加于人民的一种新的等级差别。

  • 政府应当只限于订立适用于一般类型的情况的规则,听任个人在那些以时间、地点等情况为转移的每一件事情上自由行动,因为只有与每一种情况有关的个人,才能最充分地了解这种情况,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 如果政府必须指导个人行动以便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它的行动就必得根据当时全部环境来决定,

  • 政府“计划”得越多,对于个人来说,计划就变得越困难

  • 普遍性的规则,有别于具体命令的真正的法律,必须意在适用于不能预见其详情的情况,因而它对某一特定目标,某一特定个人的影响事前是无法知道的

  • 不是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为他们选择目标

  • 成为立法者为了他的目的而影响人民的工具。政府不再是一个旨在帮助个人充分发展其个性的实用的机构,而成为一个“道德的”机构——这里的“道德的”一词不是作为“不道德的”反义词来使用的,而是指这样一种机构,它把它对一切道德问题的观点都强加于其成员,而不管这种观点是道德的或非常不道德的。在这种意义上,纳粹或其它任何集体主义的国家都是“道德的”,而自由主义国家则不是。

  • 在经济计划者所必须决定的这类问题中,他不需要也不应当受他个人的偏见的引导,而能够凭借关于公平和合理的一般信念

  • 计划必然要涉及对于不同的人们的具体需要予以有意识的差别对待,并允许这个人做一定要禁止另一个做的事情。它必须通过法律规则来规定,某一种人处境应如何富裕,和允许各种人应当有什么和做什么。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回到身份统治的局面,是“进步社会的运动”的逆转

  • 要为不同的人产生同样的结果,必须给予他们不同的待遇。给予不同的人以同样客观的机会并不等于给予他们以同样主观的机会

  • 重要的是,规则使我们能够正确地预测别人的行动,而这就需要它应当适用于一切情况

  • 一方面是在法律面前形式上的公平和形式上的平等,另一方面是试图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和平等的各种理想,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关于“特权”的概念被普遍地混淆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滥用

  • 从前有过的这种情形,地产只能由贵族阶级的成员占有,这当然是一种特权。又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如果把某些商品的生产和出售的权利,由当局指定给某些人,这也是一种特权。但是私有财产是任何人根据同样的规则都能够获得的,因为只有某些人在取得私有财产方面成功了,就把私有财产本身称做一种特权,那就便“特权”这个字失去它的意义了。

  • 而“自由放任”一词是对于自由主义政策所依据原则的非常模糊不清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描述

  • 重要的问题是个人能否预见到政府的行动,并在制定自己的计划时,利用这种了解作为依据;其结果是政府不能控制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利用,而个人精确地了解他将被保护到什么程度以免于来自别人的干涉

  • 正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并且在他以前,伏尔泰也用非常相似的措词说过),“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 很可能,希特勒是以严格的合乎宪法的方式获得无限权力的,因而在法律的意义上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但是,谁会因为这种理由而说,在德国仍然盛行着法治呢

  • 如果说,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法治不能保持,这并不是说,政府的行动将不是合法的,或者说,这样一种社会就一定是没有法律的。它只是说,政府强制权力的使用不再受事先规定的规则的限制和决定。法律能够(并且为了集中管理经济活动也必须)使那种实质上是专断的行动合法化。如果法律规定某一部门或当局可以为所欲为,那么,那个部门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地不是在受法治原则的支配

  • 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

  • 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够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

  • 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被他们所信奉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理想引入迷途的情况

  • 一方面他的宣言宣称,“每个人将有权买卖任何可以合法进行买卖之物,而不受任何歧视性的限制”,这是极好的,可是他马上又加上一个限制说,这只适用于买卖“这么多的数量,并附带着这样一种保留,即以符合公共利益为限”,因而使整个规定失效。

  • 如果纸张的供应以及所有发行渠道都被计划当局所控制,那么,又怎样才能确保新闻自由呢?对于这些问题,威尔斯先生同其他所有当时搞计划的人一样,未提供什么答案

  • 民主政体同独裁政体一样,必须总是尽可能地拥有绝对的权力

  • 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希莱尔•贝洛克

  • 如果我们的经济活动真的仅仅涉及生活中次要的或者甚至是比较低级的方面的话,我们当然就应当竭尽心力去找出一个途径,使我们不必过分关心物质的目标,而是让某种功利的机构去考虑这些物质的目标,使我们的心灵得以自由地追求生活中更高尚的事物。

  • 在日常用语中被误导性称为“经济动机”的东西,只不过意味着对一般性机会的希求

  • 如果我们力求获得金钱,那是因为金钱能提供给我们最广泛的选择机会去享受我们努力的成果。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是通过货币收入的限制,才感到那种由于相对的贫困而仍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束缚,许多人因此憎恨作为这种束缚的象征的货币

  • 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

  • 如果所有报酬,不是采取提供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提供公开荣誉或特权、凌驾别人之上的有权力的位置、或较好的住宅或较好的食物、旅行或受教育的机会等形式,这只不过是意味着,接受报酬者不再可以自行选择,而任何决定报酬的那个人,不仅决定报酬的大小而且也决定了享用报酬的特定形式

  • 经济价值对于我们之所以没有许多东西那么重要,正是由于在经济事务上,我们能够自由决定什么对我们比较重要

  • 除非我们宣布我们具体的目的,否则我们将总是受控制。或者,因为当我们宣布我们具体的目的时,也必须使它获得批准,因而实际上我们将在每一件事上都受到控制。

  • 经济计划所引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我们是否会按照我们所喜欢的方法满足我们认为是重要或不太重要的需要的问题,而是是否会由我们自已来决定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和什么是次要的、或是否这必须由计划者来加以决定的问题

  • 任何对手段具有唯一控制权的人,也就必定决定把它用于哪些目标,哪些价值应得到较高的估价,哪些应得到较低的估价——总之,就是决定人们应当相信和应当争取的是什么。

  • 计划者们允诺给我们的所谓经济自由恰恰是指免除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的麻烦,以及是指这种事情常常包含的选择可以由别人为我们代

  •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的选择自由是基于这一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垄断者时,我们将唯他之命是听。而指挥整个经济体系的当局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垄断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 只要它愿意,它也能在人们之间实行它所喜欢的任何程度的差别待遇

  • 在一个竞争性社会里,我们对一个物品需付的价格,和物与物的交换比率,决定于我们取得一物而使社会其他成员失去的另外一些物品的数量如何。这个代价并不决定于任何人的自觉的意志。如果达到我们目的的某种方法证明对我们来说耗费过人的话,我们可以自由地去试用另一种

  • 而且由于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占我们整个生命的大部分,由于我们的职业通常也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地点和将和哪些人在一起生活

  • 职业的某种自由,对我们的幸福来说,甚至也许比在闲暇时花用我们收入的自由更为重要一些

  • 如果他们要进行计划,他们就必须控制各种行业和职业的大门,或控制报酬条件,或者两者都控制

  • 为了使这项莫大的工作可管理,就必须把多样性的人类能力和倾向归纳为几种很容易相互交换的单位,而且有意识地忽视次要的个人差别。虽则公开宣布的计划的目标是,人应当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事实上——由于在计划中不可能考虑到个人的好恶——个人之仅仅作为工具将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种由当局用来为所谓“社会福利”、“社会利益”之类的抽象观念服务的工具。

  • 由于废除汽车而造成的损失(假如没有其它办法)的话,我们当然能够把汽车意外事件所引起的伤亡减少到零

  • 人们认为确实不应再有经济问题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还由于一些不负责任的关于“潜在的丰裕”的谈论而得到加强,因为所谓“潜在的丰裕”,如果竟是事实,自然将意味着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使选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虽然这个圈套自从社会主义出现以来一直在各种名义下为社会主义宣传所利用,但它仍然是和100多年以前首次使用它时一样明显的不真实。在这样长的时间内,那些使用它的许多人中,没有一个曾经拿出一个可行的计划,说明应如何增加生产以便哪怕是在西欧消除我们所认为的贫困现象——且不说在全世界

  • 任何谈论所谓“潜在的丰裕”的人或者是不诚实,或者是不知道他所谈论的是什么

  • 他们之所以倡导计划,不再是由于它的生产力高,而是由于它能使我们得到一个比较公正和平等的财富分配。

  • 对“集体地满足我们的需要”的热衷,要求我们在指定的时间,按规定的形式,从事娱乐和满足必需,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曾以此而为极权主义很好地准备了道路

  • 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利的风险和责任

  • 对于竞争所持的最普通的异议中有一个说它是“盲目的”,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值得重新提醒人们的是对于古代的人来说,盲目性是其正义之神的属性。虽然竞争与正义很少有共同之处,但值得同样称道的是,二者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 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所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影响另一事实的存在,那就是在这种社会里的穷人比在另一不同类型的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

  • 靠自由而不靠有势力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

  • 即在这个国家里,一个待遇很差的非技术工人,比德国的许多小厂主,或俄国待遇很高的工程师或经理享有更多自由去计划自己的生活

  •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例如,在一个少数人的、种族或宗教的社团里有一个成员,他是一个无产者,但这个社团的其他成员是有产者,因而他们能够雇用他:但在私有制取消之后,他在名义上成了一部分公有财产的主人。对于他在受雇于人的期间要比他在名义上当了主人翁的时候要更自由这一点,试问谁会真正地怀疑呢?

  • 亿万富翁是我的邻居和我的雇主,而同时有一个行使国家强制权力的最小的公务员,这个富翁能够控制我的势力,远不如小公务员能够控制我的势力那样大

  • 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

  • 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个制度来给与人们以无限的自由与平等。

  • 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恐怕就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取消而消逝

  • 个人地位不是由非人为的力量来决定的,也不是许多人竞争性活动的结果,而是当局有意识地作出的决定所造成的

  • 不幸的打击总是有的,而这在那些遭遇这些打击的人看来,是不应有的。但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有意识的指导之下的社会里时,人民的反应方式,与当这些事并不是出于任何人有意识的选择时,是大不相同的。非人为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平等比有计划地造成的不平等,无疑地更容易忍受些,其对个人尊严的影响也小得多。

  • 不论在什么社会里,随时都会有一部分人受到失业或收入减少的影响,但如果它是某种不幸的结果,而不是当权者存心强加的,其使人掉价的程度肯定要少些。不管这种经验如何痛苦,如果是在有计划的社会里的话,其痛苦必定会严重得多

  • 当每个人意识到他的命运是某些人有意地作出的决定的结果时,他对其命运的不满,就会同他的这种意识一齐增长。

  • 政府一旦为了公平的缘故而走上计划的道路,他就要对每个人的命运或地位负责。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我们都将要知道:我们日子之所以比他人过得好些或坏些,并不是因为那些没有人加以控制和不可能肯定地加以预测的情况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某些当权者希望这种结果

  • 19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家们的梦魇,即“除了通过政府之外,走向富裕的道路是不存在的”那种局面,将会实现到他们所想象不到的天衣无缝的程度——虽然这种局面在某些业已变向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已是极为司空见惯了。

  • 政府一旦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不同的个人和集团都要得到应有地位这一问题,事实上就一定不可避免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

  • 一个负责指导经济活动的政府,将必定用它的权力来实现某种公平分配的理想,这是确定无疑的。

  • 它告诉我们的一切,实际上就是要尽量向富有的人们索取一切

  • 可以默认一种像平等规律那样的固定规律,并且,也可以默认偶然性或客观必然性;但由一小撮的人来衡量每一个人,给与这个人的多些,那个人的少些,都全凭他们自已的爱憎与判断,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除非它是来自被认为是超人一等,并以超自然的恐怖为后盾的人们

  • 社会主义者,即其所产生的野蛮子孙的文明祖先,一贯希望通过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这方面教育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确实已了解到:知识不能够创造新的伦理价值标准,无论多大的学问,也不会使人们对有意识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持相同意见。证明某种计划是正当的这一工作所需要的不是合理的说服,而是接受信条。

  • 要求普遍承认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一套明确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发动一个受到这样一个单一世界观支持的群众运动的努力中,首先创造出了这些灌输工具中的最大部分,这些灌输工具也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有效地加以利用过的。

  • 在德国和意大利,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无须首创好多东西。渗透于生活各个方面新政治运动的各种做法,已由社会主义者采用过了。将个人从生到死为一切活动囊括在内的一个政党的观念,要求指导个人对每一事物的意见,并且喜欢把一切问题都变成党的世界观问题,这些都首先由社会主义者付诸实践了

  • 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便其成员不受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

  • 那个集团能够根据其利益影响或者支配国家机器。在这个阶段发生的各个压力集团之间的拉锯战中,并不一定是最穷苦的和为数众多的集团利益就占优势

  • 旧有的社会主义政党成功地用来获得一个职业团体支持的那种手段——即相对地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现在无法用来获取所有人的支持

  • 每个人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应由国家的意志来指定这一问题,在他们当中是没有异议的。但什么是各个不同阶级和集团应有的地位,对此他们从前有、将来也永远会有最深刻的分歧。

  • 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在很多场合下使他们对领导地位怀有渴望,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领导阶级的成员

  • 虽然他们信仰一种有组织的社会,但他们希望在那个社会里得到的地位,是与一个由劳工统治的社会可能提供的那种地位很不相同的

  • 它们知道,一个最强大的集团,集合了足够的支持者拥护一种新的社会等级秩序,同时又对它所号召的那些阶级公开地许以特权

  • 最重要的是,它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理沦,或者一个世界观,这个理论或世界观似乎足以证明他们所许诺他们支持者的那些特权是正当的。

  • 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 在那些没有信心靠自己的奋斗找到前途的人们当中,很难找到独立的精神或坚强的个性

  • 保障中的第一种是,防止严重的物质匮乏的保障,即确保每个人维持生计的某种最低需要;第二种是,某种生活水准的保障

  • 在社会保险的名义下,有可能推行一些促使竞争或多或少地失掉效力的措施,但在原则上,政府用这种方法提供较大的保障,是与维护个人自由没有抵触的。属于这一类的,还有通过政府对遭受天灾(像地震和洪水)的人的救助来增加保障。凡是能够减轻个人既无法防范、又不能对其后果预作准备的灾祸的公共行动,都无疑是应当采取的。

  • 因此这种对保障的要求就是对公平报酬的要求的另一种形式——即一种适用于主观评价的报酬,而不是和个人努力的客观结果相适应的报酬

  • 我们大家都了解,当某种对社会其他的人有很大利益的新的发明,使一个受过高级训练的人辛辛苦苦学得的技能忽然失去了价值时的这种惨状。过去100年来的历史充满了这一类的例子,其中有一些顷刻间便影响到数以万计的人们

  • 如果允许人们有自行选择职业的任何自由的话,那么,就不能够给予一切人以一定收入的保障。并且,如果给一部分人提供这种保障,那它会成为一种特权,这种特权以牺牲他人利益为条件,因而就必然会减少别人的保障

  • 有些人的用处,由于既不能预测又不能控制的环境的缘故而减少了;又有些人的用处,由于同样的缘故而增加了,如果前者由于受到保护而得免于遭致不应受到的损失,而后者由于受到阻碍而不能获得其不应有的利益,那么,报酬立即就会不再和实际用处有任何关系。一切都要凭当权者关于一个人应该做什么,应该预见到什么,以及他的用意是好是坏所持的见解来决定

  • 如果在任何社会里总是必须的、人们在不同职业之间的分配的那些变动,已不可能再用金钱的“奖”“惩”办法(这同主观评价并无必然的关系)来得到实现的话,那就必须直接用命令来执行

  • 大多数人来说,要竭尽全力做某事,就需要施加某种外来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刺激的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 竞争经济的最后手段是诉诸法警,而计划经济的最后制裁则诉诸绞刑官

  • 只要他能使上级满意,他可能在经济上是有保障的,但这种保障是以牺牲自由与生命的安全为代价的

  • 是由于那些愿意用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总是要求,如果他们放弃他们的全部自由,那就也得剥夺那些不准备这样做的人的全部自由。要为这种要求找到正当理由是很困难的

  • 在一步变得严酷了的社会里,一些人被摈弃于有保障的职业范围以外,并且有一个鸿沟把他们同那些有工作的幸运者隔离开来

  • 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残酷剥削中,从来没有哪种剥削比一个较不幸的生产者集团中的成员从一个基础稳固的集团那里受到的剥削更恶劣、更残酷的了,而这是对竞争进行“调节”所造成的。很少有什么口号比“稳定”特定价格(或工资)的理想为害更大了,因它在稳定一部分人的收入的同时,却使其余的人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

  • 把雇用100个人视为剥削,却把指挥100个人说成是光荣的

  • 事情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自由在实际上就差不多成了一种笑柄,因为只有牺牲世界上大多数的好东西才能买到它。在这种状态下,难怪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到,没有经济保障,自由就“没有占有的价值”,并且,都感到情愿牺牲自由来争取保障。

  • 为了保存自由,某种保障也是不可少的,因为大多数人只有在自由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那种风险不是太大的条件下,才愿意承担那种风险

  • 我们应当重新学习坦白地面对这一事实:即只有花代价才能得到自由,并且,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必须准备作出重大的物质牺牲,以维护我们的自由

  • 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阿克顿勋爵

  • 我们现在必须审视一下一种看法,正是从这种看法中许多把极权主义的到来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人得到了安慰,并且,这个看法大大削弱了很多其它如果彻底了解极权主义的性质,就会尽最大努力来反对它的那些人的抵抗力

  • 我们已经听见有人争辩说,极权主义是一种可以为善也可作恶的强有力的制度,并且,运用这个制度达到何种目的,完全取决于独裁者。那些认为我们应当怕的不是这个制度,而是它可能被坏人来领导的危险的人们,可能甚至想通过确保及时地由好人建立这种制度的办法来预防这种危险

  • 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

  • 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 正是那些似乎具备足够的力量与决心“使问题得以解决”的人或政党才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力量”,不仅意味着数量上的多数——人民感到不满的正是议会多数的无效率。他们所寻求的是得到一致的支持,从而能够鼓励人民相信他能做他所要做的任何事情。依照军事方法组织起来的新型的政党这才应运而生

  • 虽然社会主义各党派,如果愿意使用强力,是能够得到任何东西的,但他们不愿那样做。他们不自觉地要使自已担负起一种任务,这个任务是那些残酷无情的、准备不顾一切已被人公认的道德藩篱的人才能执行的。

  • 付诸实施,这当然是许多社会主义改革者以往已经学到的教训。旧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受到了其民主理想的拘束,他们不具备执行他们所选择的任务所需要的那种冷酷。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功,都是在各社会主义党派拒绝担负组织政府的责任以后。他们不愿全心全意地运用由他们自已所提出的那些方法。

  • 社会主义只有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不赞成的方法,才能付诸实施

  • 旧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受到了其民主理想的拘束,他们不具备执行他们所选择的任务所需要的那种冷酷

  • 如果没有这种大得足以贯彻它的意见的集团的话,那么,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以及谁能够把它建立起来。

  • 这样一个人数众多、有力量而又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似乎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

  • 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

  • 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

  • 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对生活的价值标准的看法强加在其余所有的人身上的集团,那么,它的构成者决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是那些构成“群众”(就这一名词的贬义而言的),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是那些能够把人数方面的分量作为他们的理想后盾的人。

  • 即他将能够得到一切温驯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人没有自已的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标准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壮大极权主义政党队伍的,正是那些其思想模糊、不健全并容易动摇的人以及那些感情与情绪容易冲动的人。

  • 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忌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

  • 那么,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即向一个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则似乎是这个信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社会主义者所宣布的有义务给与他们现存国家的同胞们的那些东西,他们是不准备给与外国人的

  • 社会主义只有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时,它才是国际主义的,但一经付诸实施,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俄国,它就马上会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西方世界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种“自由社会主义”何以是纯理论的,而各处实行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不能容纳自由主义那博大的人道主义,它只能容纳极权主义的狭隘的门户之见

  • “在现代人中,有一种趋势正在增长,即把自己设想是道德的,因为他们已把自己的不道德转嫁给越来越大的集团。”以一个集团的名义去行动,就似乎是将人们从控制着作为集团内部的个人行为的许多道德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 社会主义计划者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远比一般人所认识到的更为普遍,但并不总是都像韦伯夫妇和其他一些早期的费边派社会主义者那么露骨——他们对计划的热情特别是和崇拜强大的政治单位而鄙视小国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

  • 像罗素这样继承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当代社会主义者来说,权力本身似乎就是首恶,而在严格的集体主义者看来,权力本身却是目标。罗素说得好,想按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生活的那种愿望本身基本上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要求

  • 集体主义者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必须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人支配人的那种权力——并且他们的成功也取决于他们获得这种权力的程度

  • 没有任何人能够行使那怕是一小部分社会主义计划部门所掌握的权力,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够自觉地行使这个权力,那么,说它为全体资本家所掌握,就是胡说八道。如果董事们并没有联合起来协调行动,“私人董事会集体地行使的权力”这种说法,就不过是玩弄字句。如果他们真的联合起来的话,那么这当然就意味着竞争的终结和计划经济的建立

  • 而竞争制度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支配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唯一制度

  • 将各种经济和政治目标分离是怎样成为个人自由的基本保证的

  • 以政治权力代替经济权力”必然意味着,用一种无处不在的权力代替一种常常是有限的权力。所谓经济权力,虽然它可能成为强制的一种工具

  • 如果把它集中起来作为政治权力的一个工具,它所造成的依附性就与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区别

  • 虽然我们有时也许会不得不在不同的坏事之间作出选择,但它们仍然是坏事。目的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个原则,在个人主义道德里面被认为是对一切道德的否定。而它在集体主义的道德里面却必然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坚定彻底的集体主义者绝对不许做的事简直是没有的,如果它有助于“整体利益”的话,因为这个“整体利益”是他判定应当做什么的唯一标准

  • 在集体主义国家里,不可能有任何限制界定什么是公民一定不要去做的事情;他的良心不许可他做的事是没有的,只要这是为集体已经确定的目标所需要的,或者这是他的上级命令他要达到的目标。在集体主义道德中缺乏绝对的形式规则,当然并不是说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没有一些要加以鼓励的有用的个人习惯,和一些它将加以排斥的个人习惯。完全相反,它对个人生活习惯的兴趣,比个人主义社会对个人生活习惯的兴趣要大得多。

  • 宽容和尊重其他的个人和他们的意见,独立精神,正直的性格和维护自己的意见而不为上级所左右的那种意愿,德国人也常常意识到自己缺乏这一点,并把这叫做“刚直不阿”;还有对于弱者和衰老者的体恤,和只是个人自由的古老传统才创造出来的对权力的极度鄙视与憎恨。他们似乎还缺少大多数很细小的、但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会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的那些品质:和蔼和幽默感

  • 谦逊,尊重别人的隐私和对邻人的善意怀有信任

  • 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能与之相比

  • 集体主义者也能够承认这一点,而同时还声称集体主义制度优于一个容许个人“自私”的利益阻挠公众所追求的目标全部实现的制度。当德国的哲学家们反复说,追求个人幸福这件事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只有完成一个指定性的任务才是值得称赞的

  • 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

  • 但当几个特定目标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有下面的情况发生,残酷有时可以变成责任,违反我们的情感的行为,例如枪毙人质、杀害老弱等,竟被看成仅仅是权宜之计;强迫迁移数万人口竟成为差不多除了受害人以外每个人都赞成的一种政策措施;或者像“征募妇女以作传宗接代之用”之类的建议也会受到认真考虑

  • 因为对一个社会的共同目标的追求,可以无限制地忽略任何个人的任何权利和价值。

  • 由于这些目标的确定是最高领导单独作出的,充当他们的工具的人就绝不能有自己的道德信念

  • 他们首先必须无保留地委身于领导者本人;除此而外最要紧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到不择手段。他们绝不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他们应当没有可能会妨碍领导者意图的是非观念

  • 唯一得到满足的爱好,是对权力本身的爱好,也就是对有人服从和对成为这个运转良好的、其它一切都为其让路的强大机器的一个部件而感到愉快。

  • 由于有些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坏的,是所有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所不愿做的,因而愿意做坏事就成为升官得势的门径。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里,那些需要实行残忍和恐吓、蓄意的欺诈和间谍工作的位置是很多的

  • 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都得做这些事情;不喜欢掌握和运用权力的人能够当权的可能性,是和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在一个奴隶种植园里担任监工的工作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 思想的国有化到处都是与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这是值得玩味的。——E•H•卡尔

  • 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强迫每个人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

  • 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个仅仅说服人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 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已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而且,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

  • 它们对于一切道德都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它们侵蚀了一个一切道德的基础,即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

  • 第一是由于为了要诱使人民接受官方的价值标准,就有必要把那些价值标准加以合理化,或者证明它们是和人民已经持有的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的

  • 就必须使人民不但同意那些最后目标,并且也必须同意关于那些措施所根据的事实与可能性的看法。

  • 他可能只知道厌恶犹太人,因为在一个没有为他提供满意的地位的制度里,犹太人居然似乎都很成功

  • 柏拉图的“高尚的谎言”与索雷尔的“神话”,和纳粹的种族学说或墨索里尼的工团国家的理论一样,都是为同一目的服务的。他们都必须以对事实的特定见解为基础,然后再经过详尽的阐述使其成为科学理论,以便证实其先入之见的正当性

  • 要使人民承认他们要为之服务的这些价值标准的正确性,最有效的方法是说服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标准的确是和他们,或者说,至少是和他们当中的最优秀者一直所持有的价值标准相同的

  • 使人民将对旧偶像的忠诚转移到新偶像上去的借口是新的偶像的确是他们健全的本能一直启示给他们的东西,只不过他们从前对它们的认识很模糊。达到这种目标最有效的技巧,就是仍然使用旧的字眼,但改变这些字眼的意义。极权主义制度的特色中,很少有像对语言的完全曲解——即借字义的改变来表达新制度的理想——这件事那样使肤浅的观察者感到困惑不解的了,而同时也很少有什么像这件事那样典型地体现整个极权主义精神氛围了

  • 在这方面最惨的受害者,当然是自由这个词了;它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也同在其它地方一一样,是被随意使用的。实际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凡是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已经被消灭了的地方,都是用许诺给人民的某种新的自由的名义来实现

  • 他所允诺给我们的“集体自由”并不是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只是计划者对社会的为所欲为的无限制的自由

  • 但是字的原义被改成相反的意思使其成为极权主义的宣传工具的,不仅是自由这个名词。我们已经看到了正义和法律,权利和平等是怎样遭到同样的命运的。类似这种遭到窜改的词语几乎包括一切普遍应用的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名词。

  • 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过程的人很难体会到这种窜改字义的作法所达到的规模,很难体会到它所引起的混乱和它对任何理性的讨论所造成的障碍。必须亲眼看见,才会理解怎样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如果两个兄弟中的一个接受了这个新信仰,过了不久,他就好像在说另一种语言似的

  • 随着这种过程继续演进,全部语言的意义逐渐被剥夺而文字则变成了空壳,失去了任何具体的内容;它们既可以表示一件事物的正面,又可以表示它的反面,它们之所以被使用仅仅是因为仍然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感情联系。

  • 要使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是不难的。但那些仍然保留着一种批判的倾向的少数人也必须保持沉默

  • 由于指导性的价值尺度的许多部分只隐伏在计划之中,因而计划本身的每个细节,实际上就是政府的每一个行为,必须是神圣的和免受批评的

  • 在工作进行时,任何公开地表示怀疑,或者甚至担心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就是不忠而且甚至是变节的行为,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其他工作人员的意志和努力

  • 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都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而且,那些易带来疑窦或犹豫的信息将一概不予传播。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应否被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

  • 这甚至适用于那些显然是同任何政治利害关系相去甚远的领域,特别是一切科学领域,甚至是最抽象的科学领域。

  • 在直接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又最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观点的学科中,如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目标。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些学科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产的工厂,而统治者就用这些神话来支配他们的子民的思想和意志。因此,在这些领域里甚至连追求真理的伪装都被抛弃了,什么学说应当传授和发表都由当局来决定

  • 不同的极权主义制度好像都共同地深恶那些以较为抽象的形式表现的思想——我们科学家当中的许多集体主义者也都表现出这种典型的厌恶。无论把相对论说成是“犹太人对基督教基础和日耳曼人物理学的一种攻击”也好,还是说它受到反对是因为“它同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有矛盾”也好,总之,它们都是殊途同归的。不管某些数理统计学的定理之所以受人攻击是因为“它们成了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并且是作为资产阶级仆从的数学的历史角色的产物”

  • 还是整个这门学科遭到诋毁是因为“它没有提供能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保证”也好,这也是没有多大差别的。纯粹的数学似乎也同样遭到攻击,而且,就连有些人对连续性所持的某种意见也能被归因于“资产阶级的偏见”。据韦伯夫妇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自然科学杂志》有这样的口号:“我们在数学中拥护党,我们在外科学中拥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这同在德国的情况也很相似。在《国家社会主义数学家协会杂志》里充满了“党在数学中”的标语,并且,德国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莱纳德用了《德国物理学四卷》这样一个书名来概括他的毕生事业!

  • 每一个活动都必须有一个自觉的社会目标来证明它是正当的。绝不能有任何自发的、没有领导的活动,因为它会产生不能预测的和计划未作规定的结果。它会产生某种新的、在计划者的哲学里未曾梦想到的东西

  • 科学一旦不能为真理而必然只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时候,争辩和讨论的唯一任务就是辩护和更进一步传播那些用以指导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仰,正像纳粹的司法部长所作的解释那样,每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问它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的?

  • 如果大多数人的理想和爱好都一直是由我们能够控制的环境形成的,那我们就应当有意识地运用这个力量来把人民的思想转到我们认为是可取的方向上去

  • 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地思考;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所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的意见;他们无论是生来具有还是受人哄骗而接受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样感到满意,这些都可能是真实的。在任何社会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才有直接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说,某些人有资格或者有权力选择一批专门享有这种思想自由的人。它决不证明,某些人有要求决定人民必须想什么或信仰什么的权利的这个假定是正当的。

  • 使精神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

  • 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这种成长的本质,就是它的结果难以预测

  • 个人主义在社会过程面前的态度是谦逊的,而对其它意见的态度则是容忍的,并且,它恰好是思想上的傲慢自大的对立面,而想全面指导社会过程的那种要求的根源,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傲慢自大

  • 人们一旦接受了它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就不能逃避它的逻辑。它是彻底的集体主义,所有可能阻碍它的实现的个人主义传统的遗迹,都被清除一空

  • 究竟是什么使反动的少数人所持的这些意见终于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并且,实际上得到全体德国青年的支持

  • 指导上一代的德国统治者的那些学说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它里面所包含的自由主义因素、它的国际主义和它的民主主义。正是由于这些越来越明显因素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左翼社会主义者才越来越接近右翼社会主义者。把一切自由主义的东西从德国赶出去的正是右派和左派的反资本主义势力的联合,是激进的和保守的社会主义的融合。

  • 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为个人幸福的普遍奋斗最可鄙的

  • 正像费希特、拉萨尔和洛贝尔图所阐述的那样,“德国人对国家的看法”是:国家既不是由个人建立或组成的,也不是一个个人的总和,它的目的不是为任何个人的利益服务。它是一个人民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民是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个人对权利的要求始终是商业精神的一种结果。“1789年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是典型的商业思想,除了保证个人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其它目标。”

  • 桑巴特知道德国人遭到他国人民的憎恨,因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神圣的——但他却以此为荣。把战争看成是不人道的和愚蠢的,是商业观点的产物。有一种生活高于个人生活,这就是民族的生活与国家的生活,而个人的目标就在于为这一较高生活而牺牲自己。对于桑巴特来讲,战争就是英雄主义的人生观的顶点

  • 《1789年和1914年:政治思想史中的象征年代》。这本书专门讨论“1789年的思想”(即自由的思想)和“1914年的思想”(即组织的理想)之间的矛盾问题。

  • 在其它国家仍然生活在个人主义制度下的同时,我们已经获得了组织的制度。

  • 一个政府软弱无能的国家,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而对个人自由的任何一种限制都被理解为专制和军国主义的产物

  • 在今天以兄弟间的仇恨互相憎恶的旧普鲁士精神和社会主义信仰是同出一辙。

  • 普鲁士人的本能是:权力属于整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一个人要么命令别人,要么服从别人

  • 不但对90%的德国人而且对多数怀有敌意的外国观察家(不论他们现在装得多么有先见之明)来说,都是虚幻的

  • 跟德国当年的情形一样,在英国为极权主义开辟道路的大部分著作都出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并且通常是知识界负有盛名的人物的手笔

  • 他解释说,一个现实主义者会“使道德成为政治的一种功能"

  • 任何对他们有害的事都不对”的时候,他不过是在陈述同一种观点,即威尔逊(总统)、汤因比教授、塞西尔勋爵以及其他许多人已为英语国家建立起来的国家利益同普遍权利是一回事的那种观点,这是真实的。

  • 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所有伪历史学家的一切宿命论的信仰的影响,这种发展被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世界朝着什么方向运动,我们必须向它低头,否则就会灭亡。

  • 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信念,其特有的基础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那些经济学的谬论,即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垄断组织的普遍发展这种假想

  • 科学家们鼓吹将社会“科学地”组织起来这一理想

  • 专家们所特有的对平常人做事方式的无耐心,以及对一切并不是由不凡之人依照科学的蓝图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事物的轻视,几代人以来这一切都是德国公共生活中的常见现象

  • 要充当率领人们向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进军的领袖的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更容易屈从于那种新的暴政

  • 历史服从于科学的规律这一教条特别被主张专制权力的人所宣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教条可以消除他们最恨的两种现实,即人类自由和个人的历史活动

  • 他解释说,自由“对于科学家来说,是一个难于讨论的麻烦概念,这一半是因为,归根结底,科学家不相信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

  • 走向极权主义的推动力主要是来自两大既得利益集团,即有组织的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工

  • 一切企业家都喜欢既能享受在竞争社会里他们当中的成功者所得到的高额收入,又能享受公务人员的安稳地位,这是不足为奇的。只要大部分私人工业和国家工业能够并存,出色的产业人材甚至是会在相当安稳的位置上得到高额薪水的

  • 在一种制度中只有大的特权集团从垄断利润中得到利益,而在另一种制度下,只有有限的少数人从中得到利润;前一种制度比后一种在政治上的危险要大得多。但是,虽然这样的问题是应当弄清楚的,例如,垄断者能够支付的较高工资正同他的利润一样是剥削得来的结果,它能使一切清贫者和更多的其他靠工资生活者更趋贫困,然而,不仅那些从垄断得到好处的人,在今天就连公众也普遍地认为能够支付较高工资是赞成垄断的一个合理证据。

  • 但当我们必须讨论许多不同的垄断产业时,那就很有理由主张,宁可让它们存留在不同的个人手中,而不要把它们合为一体而由政府单独管理。即使像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或者煤气和电的供应都成了无法避免的垄断性产业,只要它们仍然是独立的垄断组织时,消费者所处的地位比它们受一个中央管理机构“协调”时要强固得多。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

  • 垄断机构等同于政府机构,从而政府本身也越来越认同管理者的利益而不是一般人民的利益

  • 假使我们必须对之进行斗争的对象仅仅是垄断资本家,垄断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了。但正像人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垄断之所以构成一种危险,并不是由于几个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的活动,而是由于他们让某些人分享他们的成果因而得到那些人的支持,并且由于他们使更多的人相信,支持垄断事业有助于一个更公平更有秩序的社会的建立

  • 在这种合作中,劳工中的特权集团分享了垄断利润,而以公众,尤其是最穷苦的人民,即受雇于组织较差的工业的工人和失业者为牺牲品。

  • 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痛心的一幕是,看到一个伟大的民主运动在支持一种一定会导致民主毁灭的政策,同时它仅仅对拥护它的少数人有利。

  • 要么是由非人为的市场纪律控制的那种秩序,要么是由少数个别的人的意志指导的那种秩序,

  • 多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以最有害的方式迫使少数人与他们同为奴隶要更为公平。

  • 像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文明必然是以个人去自动适应那些人们还不能了解其原因和性质的变化为基础的

  • 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将会把一切过失都归咎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直接的和可以避免的原因,而且不可避免地仍然视而不见那些决定这种变化的更为复杂的相互联系。

  • 在过去,使文明能够成长壮大的正是人们对市场的非人为力量的服从,没有这种服从,文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通过这种服从,我们才能够每天协力筑造某种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所能充分了解的还要伟大的东西。过去人们的服从是出于现在有些人认为是迷信的那些信仰,出于宗教的谦卑精神,还是出于对早期的经济学者的浅薄说教的尊重,这都没关系;要紧的是,从理性上去了解服从那些我们不能详细地领会其运作机制的力量的必要性

  •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若要协调多种多样的个人努力,就必须考虑到单个的人不能完全观察到的各种事实。而且它也没有看到,对于服从那个非人为的和貌似不合理的市场力量的唯一替代选择就是服从另一些人的同样不能控制的、因而是专断的权力

  • 如果他们继续作出对比并且争辩说,我们必须像学会如何驾驭自然力量那样学会如何驾驭社会力量,那他们就错了。这不仅是一条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是一条通向我们文明的毁灭的道路,一条必然阻碍未来进步的道路。那些提出这些要求的人,恰恰是通过他们的要求表明他们尚未了解光是维护我们的既得成果,我们得在何等程度上依赖非人为力量对个人的努力所起的协调作用。

  • 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的。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其它暂时性的灾难

  • 为了战争目的所必须采取行动之类的时髦词句是如此易于把人引入歧路的:为了将来的自由更有保障而暂时牺牲自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把这些措施作为一种永久性的制度安排提出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 克服失业现象的目标。毫无疑问,它必然是我们为之付出最大努力的目标,但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容许这样一个目标来支配我们而置任何其它目标于不顾,也不意味着必须像“不惜一切代价”这句俗语所指的那样来实现目标。

  • 正是在这一领域里,“充分就业”这类含义模糊的但很吃香的词句的魅力才容易引致极端短见的行为措施,并且在头脑简单的理想主义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这种不分好歹、不负责任的思想所风行之处,很可能造成最大的危害

  • 必须允许那些在战时所得工资比较高而此刻又无法按同样高的工资被雇佣的人失业,直到他们情愿接受工资较低的工作为止

  • 大多数工人大概都不会愿意向那些由于战时的特殊需要而被吸收到报酬特别优厚的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永久地保证他们现在的工资

  • 货币政策是不能真正救治这种困难的,它力所能及的无非是实施一种普遍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相对于那部分无法降低的工资而把其它一切工资和物价抬高到足够的程度,而且,即使这样做,也只能用一种隐而不宣和私下的方式降低那些不可能直接降低的实际工资,从而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 只要经济制度本身还得至少适应那些不断发生的变化。在短期内,总是存在着一个可能的最高就业水平,它是可以通过把所有人安置在他们碰巧所在的岗位上

  • 欧洲大陆上极权主义之所以兴起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这一国家尚不存在——就是一个大的、最近被剥夺了财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

  • 有人会说,“管他什么经济学,让我们来建设一个像样世界吧”,这番话听起来很冠冕堂皇。但是,事实上它只是一番不负责任的话

  • 我们这一代人在对现行社会秩序的不平等感到愤懑这一点上,大概超过大多数祖辈

  • 只有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利害关系负责并且有牺牲它们的自由时,我们的决定才有道德价值。我们没有权利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自已无私的美名,而我们要是在没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之下做到了无私,在道德上也不足以称道。如果社会成员每做一件好事都是别人使他去做的话,他们是没有权利受到赞赏的

  • 如果一个成年人所做的每一件好事或坏事,都是在薄施小惠、授意和强迫之下做下的,那么美德岂不徒有虚名?善行还值得什么赞美呢?持重、公正或自治还值得什么钦佩呢?

  • 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良心的负责,不是用强力所威逼出来的责任心,这种决定在个人所重视的事物中应该为他人牺牲哪些事物的必要性,以及对自己所做决定的后果负责——这些才是任何名副其实的道德的实质。

  • 独立,自力更生,甘愿担当风险,愿意顶住多数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信仰,愿意和邻人自愿地合作——这些实质上都是个人主义社会据以运作的基础。集体主义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这些美德,而且,在它把这些美德消灭之后,它所留下来的那个空白,除了要求个人服从并强迫个人去做集体认为是好的那些事情以外,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以填补。

  • 那些不让大众参加的封闭型集团对非成员的歧视,更不用说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歧视

  • 人们对出于某个集团利益的政府措施强加于个人的不公正的行动熟视无睹,几乎形同铁石心肠;对于最基本的个人权利粗暴之至的蹂躏,像在强迫移民中所发生的事件那样,就连据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们也越来越无动于衷了。

  • 就是独立和自力更生,一个人的首创性和地方的自我负责,成功地依靠自愿的活动,不干涉邻人事务和宽容异端,尊重风俗习惯和传统,以及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不列颠的强大,不列颠的民族性,还有不列颠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努力的结果

  • "所说的是莎士比亚的语言”、而且“所持的是弥尔顿的信仰和道德”的英国人,几乎都己经消失殆尽了

  • 我们之所以能够指望从敌国的某些国民当中得到支持,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听从英国人的指挥比听从普鲁士人要好些,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英国理想己经获得胜利的世界里,他们将会少受指挥,将会有时间来安心地从事他们自己的事业。

  • 如果国际经济关系不是成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越来越成为作为贸易实体的各个整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各个整体国家之间的不和及猜忌的根源。一个致命的幻想就是,认为用国家之间或有组织集团之间的谈判方式来代替围绕市场和原料展开竞争的方式就可以减少国际摩擦

  • 德国人之所以成为破坏者,正像他们己经对某些民族所做的那样,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第一个走上了一条所有其他人最后也都要跟着走的路罢了。

  • 那些至少部分地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常常得出结论,认为应该搞“国际性”的经济计划,即通过某种超国家主管机构来搞。不过,虽然这可能防止一国的全国性计划所能引起的某些明显的危险,但是提倡这种雄心勃勃的构想的人们,似乎并没有想到他们的提议甚至可以造成更大的困难和危险

  • 随着计划规模增大,对各目标的优先顺序的意见一致程度即趋于减少,而仰仗强力和强迫的必要性则随之增大

  • 在一个小社区里,居民在许多问题上对各项主要任务的相对重要性都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也有一致的价值标准。但是我们的网撒得越宽,一致的看法就会越来越少,并且,随着一致看法的日益减少,借重于强力和强制的必要性就日益增大

  • 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相比,在国际范围内实行计划只能更是一种赤裸裸的强力的统治

  • 把德国人所曾表现过的对弱小民族的残暴和对这些民族的一切愿望和理想的蔑视简单地看作是德国人特别邪恶的表现,这是一个错误。正是他们所从事的任务的性质,才使得这些事情的发生不可避免。要对理想和价值标准差异很大的人民的经济生活进行管理,就是要承担起一种使得一个人有必要使用强力的责任。它等于僭取一种地位,处于这种地位的人,即使是最为心地善良的人,也不能不使他们被迫按照一种对某些受影响的人说来必定显得高度不道德的方式来行事

  • 即使我们假定统治力量有着像我们所能想象的那样的理想主义思想和无私胸怀,事情也仍然是如此

  • 产生这种认为有可能通过民主手段对许多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实行统一和集中管理的信念的最有力动因,也许就是这样一种错觉:以为如果把决定权交给“人民”,那么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将很容易克服那些统治阶级之间所存在的分歧

  • 而且这些小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同样狂热地相信自已胜于其它民族,那就只能诉诸武力才能完成这件工作

  • 我们并不需要懂得多少有关人性的知识,而且肯定只要稍加了解有关中欧民族的知识,就可以看出,不管强加的是些什么决定,将会有许多人,也许有大多数人,认为代为选定的某种特定优先顺序是极为不公平的,他们就会立刻转向那些实际上决定他们命运的强国发泄他们共同的仇恨,不管它是多么公正无私。

  • 如果纳粹对待较小的主权国家的行径真的将成为一种普通形式,那么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

  • 而是一种没有它就不能维持和平关系的最低限度的权力

  • 建立这样一种国际权力机构的障碍主要在于一种认为该机构必须掌握所有的、现代国家所拥有的、实际上是无限的权力的观念。但由于联邦制遵循分权原则,这绝对不是必然如此的

  • 只有能够学会对大多数人所熟悉的事务负责并承担起责任时,只有是近邻的觉悟而不是某些有关他人的需要的理论知识在指导行动时,普通人才能真正参与公共事务,因为他们关心他所了解的世界。如果把政治行动范围搞得过大,以至于几乎只有官僚机构才能掌握有关这一政治行动的必要知识,那么个人的首创性一定会减弱

  • 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有时也可能妨碍把权力用于合乎愿望的目的的方法来限制权力,我们将不能防止权力被滥用

  • 一个有效地限制国家对个人的权力的国际机构,将是对和平的一个最好保障

  • 我们的目标既不是具有无限权力的超级国家,也不是那种“自由国家”的散漫联合体,而必须是自由人的国家的共同体

  • 我始终确信,这种奢望乃是国际联盟软弱的根源,在它(不成功地)试图成为世界规模的机构中,它不得不被搞得软弱,而一个更小的、同时更为强有力的联盟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维护和平的更好的工具

  • 为了使战争在将来成为完全不可能而采取的措施,甚至可能比战争本身还要坏得多

  • 更重要的是清除那些因人类的愚蠢而加诸于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解放个人的创造力,而不是设计更多的机构去“指引”和“指挥”他们——也就是说,要创造有利于进步的条件,而不是去“计划进步”。现在首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从那种最坏形式的当代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这种蒙昧主义试图使我们相信,不久以前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做得明智,就是非做不可的。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明智

  • 表现出这种勇气的,并不是那些信仰必然趋势的人,也不是那些宣扬一种只不过是根据过去40年以来的走势而预测的“新秩序”的人,也不是那些除了效法希特勒之外就没有其它什么想法的人。其实那些高声要求新秩序的人,也正是那些完全受那种造成这次战争和造成我们所遭受的大多数祸害观念影响的人。如果年轻的一代人不怎么相信那些曾支配过大多数老一辈人观念的话,他们是对的。

  • 虽然我们既不能希望、也无此力量回复到19世纪的现实中去,但我们却有机会去实现它的理想——而且这些理想并非鄙不足取,在这方面,我们几乎没有权利感到比我们的祖辈优越;我们绝454

  • 把事情弄成一团糟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已

  • 维护个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

  • B·艾希顿:《法西斯主义——其国家与精神》

  • 对这几代人来说,自由还是一个问题和一种要保卫的价值,而同时我们这代人却认为自由理所当然,既认识不到危及它的威胁出自何处,也没有勇气使其摆脱威胁它的种种教条

  • 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 哈耶克“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至高无上的地位”

  • 作为凯恩斯主义坚定的反对才,哈耶克自然应运再起,他的经济学说也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

  • 在美国,他成为正在兴起的“公民拥有充分自由权”运动的领袖;在英国,连公认最保守的撒切尔夫人也自称是哈耶克的信徒。

  • 他在这本书中论证道,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应该强调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许多有用的社会制度的赞赏,但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动的后果,而不能是人设计的结果。这一论点是从休谟、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历史学派那里继承过来的,它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 哈耶克这本书的观点来源于关于市场和其它非主观设计的制度所具有的“自发秩序”的特性的思想

  • 《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

  • 此书写于战争年代的英国,而且主要是写给英国人看的。当然,其中的那些话,主要是说给英国读者中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听的。我当时把它题献给“所有党派中的社会主义者”,丝毫也不含揶揄之意。在动笔之前的十年里,我和一些倾向于同情左派的友人和同事有过多次讨论,此书即起源于此,我写《通往奴役之路》是这些辩论的继续

  • 但是战争爆发之后,我感到对我们的敌人、不久后又成为我们盟友的俄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广泛的错误认识,这是一种必须用更为周密的努力加以反对的严重威胁。

  • 有些发现这本书的结论和他们最坚定的信念截然相反的人,一般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评论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英国的左派观点对这本书的批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大概是BarbaraWootton夫人大度而直率的专著FreedomunderPlanning(London,GeorgeAllen&Unwin,1946)。在美国,此书常常作为一本有效地驳倒了我的论点的著作而被加以引用,虽然我禁不住有一种感觉,肯定不只一个读者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如一位美国评论家所说——“从实质上说,它好像证实了哈耶克的论点。

  • 同我在英国的经历相反,此书在美国的主要读者,似乎一放下书就对它表示反对,说它是在恶毒而不怀好意地攻击他们最为珍爱的理想,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本书中的论证进行检验。在此书受到的一些更为激烈的批评中,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所使用的语言,已经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

  • 阿克顿爵士的不刊之论:“无论何时,自由的挚友总是寥寥无几,它的胜利历来都要归因于少数人,他们同一些与他们目标不同的援军结合才占了上风;这种结合永远潜伏着危险,有时甚至会变成一场灾难。”

  • 在大多数欧洲人那里已是vieuxjeu(老把戏)的东西,在美国的激进派看来,仍然闪烁着一个美好世界的光芒,他们是在不久前的大萧条年代,才开始憧憬这样一个世界的。

  • 显而易见,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德国是沿着不同的道路走向极权主义的。”

  • 法西斯主义不过是集中控制全部经济活动所导致的同一种极权主义的不同变种

  • 民主社会主义是件十分不可靠和不稳定的事情,它被各种内在矛盾所困扰,在任何地方都会造成一些在它的倡导者看来也十分有害的后果

  • 它的矛头主要所指的狂热社会主义,即一场旨在让国家拥有主要生产资料,并对经济生活进行严密管制的有组织的运动,在西方世界已届风烛残年,不过我相信它的关键性内容仍然会有所贡献。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时代大概在1948年就已结束了。它的许多幻想,甚至连它的领袖们也已放弃;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别的地方,这个名称都已经魅力大减。当然,还会有人为了一些不那么死板的教条、不那么系统的运动而去维护这个名称。但是,仅仅用来反对以往社会主义运动所特有的明488

  • 狂热的社会主义也许大势已去,但是它的某些观念却已深入到了今天的整个思想结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洋洋自得。在西方世界,很少有人打算根据某个理想蓝图彻底改造社会,但仍有许多人相信一些措施,制定它们尽管不是为了彻底改造经济,但其累积起来的效果,仍有可能出人意料地导致这种后果

  • 在今后的岁月里,政治意识形态不太可能指向某个明确划定的目标,而只会是一些零打碎敲的变革。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我们极其需要对事态的发展有充分的理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措施会毁掉市场经济的基础,会逐渐窒息自由主义文明的创造力

  • 它并不想奉劝人们反对一切改良或实验,而是想告诫大家,在从事可能没有退路的事业之前,务必对我们的任何制度变革进行必要的检验。

  • 得到了许多实际上相信自由但头脑糊涂的人的帮助,因此“liberal”逐渐意味着赞成几乎一切政府管制。我一直十分不解,为什么那些实际上有自由信念的美国人,不但允许左派盗用这个不可缺少的名称,甚至自己也把它当作一个该诅咒的名词加以使用。这实在令人遗憾,因为它的结果是,许多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自称保守派。

  • 保守主义虽然是任何稳定社会中的必要因素,但它并不是一种社会纲领。它所表现出的家长作风、民族主义和权力崇拜的倾向

  • 保守主义运动,正是由于它的性质,注定会成为既得特权的捍卫者,并且为了维护特权而依靠政府的权力。如果对特权按其准确的本来含义加以理解,即给予某些人别人在同等情况下无法得到的权利这种状态,那么自由主义立场的本质就是否认一切特权

  • 《通往奴役之路》初次问世还不到一年,英国便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它有六年的时间一直掌权。

  • 大战极端紧急的状态下,这种做法甚至在民主国家可能也是必要的。因此英国人民授权他们的战时政府领导劳工。但是在正常时期,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会将自己选择的自由拱手让给政府。因此民主政府必须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每个公民选择自由的方式去实行它的经济计划。

  • 广泛的政府控制所引起的变化是一种心理变化,是人民性格上的改变。这肯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几年,而是大概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重要的一点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理想和它对权力的态度,既是它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的起因,也是这种制度的结果

  • 在这个城市里,人们感到选择的范围正在消失得无影无踪

  • 建立了称为“公民劝告署”(Citizens’AdviceBureaux)的特殊机构,用多如牛毛的法规左右着手足无措的人们,并对人们仍有可能作出选择的仅存的少数净土发号施令

  • 这个城市的青少年)的处境是,不事先想想名言录(thebook0fwords),他们连手指头都不敢抬一抬。一个普通的城市青年对一个普通工作日所作的时间安排表明,他把自己醒来后的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各种活动上,而这些活动都是出自他既没有参与制定,也很难理解其意图,并且对其是否恰当也无从判断的命令……城市青年需要更多的纪律和更严格的管束这种论断下得过于匆忙。已经快到了应当说他正在过分管束下受苦的地步了……他观察自己的父母和兄姐,他发现他们也像他本人一样受制于清规戒律

  • 这些年轻人对那些来自外界的、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的管束只好忍气吞声,而只要没了纪律,他们便会尽量完全逃避这种管束

  • 担心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一代人不太可能扔掉他们已经习惯了的枷锁

  • 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关于“新的奴役形式”的预言:在成功地使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处在它的强大控制之下、可以随意对其进行塑造之后,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便会把它的手伸向全社会。它用一张复杂、细密、统一的规则之网将社会罩住,使最具创造力的头脑和最有朝气的人也绝无出人头地的可能。人的意志并没有受到桎梏,而是被软化了,变得卑躬顺从;人们的行动很少受到强119J.Bames,YouthServiceinanEnglandCounty:AReportforkingGeorge’sJubileeTrust(London,1945).500

  • 制,但他们在行动时总是受到阻碍。这样的权力并未摧毁什么,但它阻碍着生活;它没有变成暴政,但它限制人民,使他们变得萎靡不振,心灰意懒,糊里糊涂,直到每个民族都退化为一群胆小而勤劳的动物,政府则是它们的牧主。——我总是在想,我刚才描述的这种有序、温和而文雅的奴役方式,可能比一般的想象更容易与自由的外表结合在一起,甚至有可能打着人民主权的幌子建立起来

  • 我从来没有指责社会主义政党是在处心积虑地谋求极权主义统治

  • 要想实行社会主义,肯定要采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并不赞同的方式”

  • 旧的社会主义政党受到了他们的民主理想的阻拦”,“他们不具备贯彻他们所选择的任务所必需的残忍”

  • 这种专制主义,是由一批心地十分善良而诚实的官僚实行的,他们真诚地相信那样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 在部落社会,酋长的想法是部众行动的准绳。在东方的君权时代,常有自称或被称为“圣君”者流的念头立为天下法。506

  • 冒犯之者,被目为“大逆不道”;士人进身之阶永被斩绝。

  • 到现代,反民主自由的党权崛起。这些形态固然各不相同,起因各不一样,说素各有千秋,有的表尚唯心,有的强调唯物,有的自命实现“历史使命”,又有的口称“代表人民”,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思想之权威化。

  • 现在居然还有人歌颂“中古精神”,拿玄思默想所幻构出来的“道统”强人顶礼膜拜

  • 任何系统的内部建构是否严密是一回事,是否与此实际世界相应是另一回事

  • 单取其中任何一二被认作重要的因素组成用语言系统所表示的“体系”,为事实非困难。马克思以“生产工具”、“生产关系”这类因素作为说明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似乎头头是道。殊不知所谓“生产工具”,已暗含人智运用等等非经济的因素。至于“生产关系”一词,隐含的意指更属复杂,包举的非经济因素更多。如果弗洛依德以“性欲”为基本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黄色遍纸,其动人之处,将远过唯物史观

  • 因此,在别的作家看来不过是几个聪明的比喻的东西,他们则当做是一切事物变化之大关键

  • 唯心的历史自足主义者正是犯的这种错误。唯物主义者说:“存在决定意识。”唯心主义者翻过来说:“意识决定存在。”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似乎互为死敌。可是,从科学的哲学眼光看来,二者不过是同一型模的思想之不同的翻面而已

  • 民主和极权的分野之一,是看有无与政治关联的“禁制”。极权统治之下,这类禁制是很多的。例如苏联,“首领”、“主义”、“政府”、“共党”、“国家”被神圣化,一碰都不能碰。碰了就闯大祸。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权威的象征。民主自由的社会是没有这一套的

  • 便是思想国营国有。实行“计划教育”便是思想国营。思想国营国有,与产业国营国有,正好一里一表,一心一物,控制得千万人动弹不得。这样看来,思想上的权威主义,碰到极权统治,无论倡之者自愿或是不自愿,无可避免地成为极权统治之一环。

  • 《科学的反革命》

  • 《自由宪章》该书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宣言

  • 我国自改革以来,书禁大开。改革需要理论,而理论只有在学术竞争中才有机会健康发展。

  •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普遍而持久,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许多知识分子崇尚社会主义,认“社会正义”、“收入平等”和“就业保障”为理想目标。“铲除私有制度”和“推行计划经济”被认为是为了达到理想境界而必须采取的手段

  • 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损失,在科学技术远没有发达到使中央计划部门可以估计各种产品或劳务对于不同社会成员在各个时刻和场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计划部门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产什么”和“怎样消费”的正确决策的;这样的决策过程会造成很大浪费

  • 这就是兰格的“计算机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提供答案的所谓“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

  • 哈耶克认为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才能够解决激励与信息问题。哈耶克把“个人主义”同“自私自利”加以区分,他所说的个人主义对“有效率的生产”和“有效率的消费”而言仅仅是指社会尊重个人独立作出消费和生产决策的权利,并实行相应于此种权利的经济制度

  • 彻底的计划经济和彻底的竞争经济,如果可能实现的话,都是有效率的。然而这两者的混合注定是效率低下的,除非“计划”是为了加强和改善而不是为了排斥“竞争”。细心的读者会诘问:既然意在改善“竞争”的计划可以提高效率,为什么意在改善“计划”的竞争就不能提高效率呢

  • 中间道路”(即混合经济)比现实存在的任何单一经济体制要更有效率。哈耶克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然而他的理由已经超出了单纯资源配置效率的讨论。这就涉及到哈耶克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依据,即人的自由权利的损失

  • 由谁来限制公众的自由?限制哪些方面的自由

  • 我们选择的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依赖于这样的事实,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

  • 当社会的创造力和思想进步的源泉衰竭的时候,无论是完善的计划经济还是以竞争来改善计划的经济,都会由于缺乏创新而变得效率低下

  • 他认为越是现代化生产,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要求有个人的创造自由和思想自由,就越无法实行“舆论一致”和“统一思想”

  • 公元1989年——1991年,全球狂潮排击,矗立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性红色帝国轰然崩颓。其时其刻,人们念念有词,其中,有一个名字不时飘荡于那片红色废墟之上。

  • 哈耶克的幸运在于,在他生命的垂暮之年,亲眼目睹了他一生中主要理念的戏剧性实现。

  • 极权统治的主要象征符号——柏林墙,转眼之间灰飞烟灭

  • 近半个世纪前,当哈耶克发表《通向奴役的道路》之时,大多数聪明人嗤之以鼻。”罗纳尔德•贝里(RonaldBailey)如此总结道,“然而,世界错了,哈耶克是对的。”

  •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授予哈耶克自由勋章时,赞扬他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勘探了自由的范围和轮廓。……他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之智识的和政治的生活

  • 世界错了,哈耶克是对的。”一位特立独行对抗举世狂潮的思想家获得如此盛誉,可谓不虚此生了。

  • 在经济学上,哈耶克通过维舍与米塞斯,从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入手,研究货币理论与产业波动,由此从一个广泛的观点探讨自由市场秩序的运作及其理论假设,也即适当的运作功能所需要的法律与道德条件

  • 在这一划分的脉络里,哈耶克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人。他继承了英国老辉格党人的自由主义(Whiggism)传统

  • 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其核心是从经验主义出发的批判的唯理主义

  • 达尔文最初也是从苏格兰哲学家的著作中知道社会演化的概念的,并受其启发,创立了生物演化论

  • 法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其核心是认为理性具有无限裁判能力,是一种理性万能论

  • 而英国演化论者则认为文明是通过试错的过程(trialanderror)累积而成,其中包含两个主要成分:一是世代相传的明确知识,二是更大的部分,已融汇为工具和制度的未经明确道出的知识,它是我们文明进展的基础

  • 法国的唯理主义者极其推崇“天赋”“与生俱有”等东西的全能性,对人的理性有极高的信赖。英国演化论者则深信文明的构造非常微妙而脆弱,必须依赖制度的力量来约束并导正人类的原始本能。这种制度并非人所设计,也非个人所能控制。制度正是适应协调社会上各种利益冲突而出现和成长的。“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并非天赋自由,而是制度。

  • 而英国传统则只相信法治下才可能有自由,它主张有限国家。

  • 人生而具有惰性、放纵、愚昧和浪费等天性,只是由于环境和制度的驱迫,他才去选择取舍,谨慎地运用各种方式去达到目标。

  • 关于传统。凡是相信一切有用的制度出自于精巧的设计者,以及相信凡非出于人们有意识设计的一切事物,都无助于人类的任何目标者,必定是自由之敌

  • 习惯和传统都是介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的

  • 倘若我们将社会上存在的一切还未理解阐明的因素,一律铲除,则世界将变成一个单调、死气沉沉的不毛之地,极其恐怖

  • 唯理主义者认为自己已经洞悉了人性,所以很容易发现适合人性的道德。但是,他们所谓的“人性”,基本上是来源于人们从口头或书面交往以及思考中所习得的道德观念或行为观念

  • 自由社会的优越之处在于,由于人们能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则某一价值观导致全社会衰落或灭亡的悲剧的可能性极小。因为衰落的趋势将自行得到修正,或仅限于自甘衰败的不切实际的人群。而那些能适应的人们,则调整方向,起而代之。而在无选择自由的社会,则同归于尽,玉石俱焚

  • 大多数同意的道德律,是否应强行于持不同意见的少数

  • 个人自由”是人类经过长期“试错”调整后发展出来的最一般的原则中的最重要者。可以视之为政治行动中的最高道德原则。这是一项“独立的价值”,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容许追问它在具体时间中是否产生有利的后果。在每一特殊情况下,人们都容易找出借口说削减自由可以得一些具体有形的实惠,但所牺牲掉的永远是未知的长远的根本利益

  • 发现并确定理性的限度,为最重要而困难的任务。我们必须保留不被控制的、理性鞭长莫及的领地,以便既运用理性,又不滥用理性

  • 反对唯理主义,并非主张非唯理主义(irrationalism)或神秘主义(mysticism)。实际上我们仍然需要运用高度的理性,去裁定理性能够适当发挥功用的范围,即,明智地使用理性

  • 哈耶克并不反对以理性去从事崭新的实验,所谓理性的滥用,典型的事例是指:政府拥有无所不至的、高度垄断的、压制性的权力,排斥其他一切独立的权力,排斥一切未经政府认可的新实验,并宣称自己具有超越性的智慧,不容许任何替代的方式存在,从而在根本上取消了通过竞争而出现较优方法的可能性

  • 一派推荐试错式的程序,另一派则追求强制有效的统治模型。

  • :英国传统演变成了现代主流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法国传统经过未曾预料到的复杂演变,促成了社会主义或全权主义的制度的出现

  • 哈耶克于三十年代早期同凯恩斯(Keynes)有一场著名的辩论。其分歧的要点在于:凯恩斯认为政府的干预能够在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减少不稳定性,克服经济危机,并改善预期;而哈耶克却认为政府干预从长远看必将束缚经济发展并使经济形势越来越坏。

  • 从当时看起来,这场辩论表面上以凯恩斯的获胜而结束。这当然不是由于凯恩斯证明了自己的论点,而是在于当时世界经济的大萧条大衰退。其时没有人会去仔细考察导致危机的原因,也无人有兴趣去研究经济是否会在几年或几十年内重新振兴了。大家都把希望寄托于国家从外部的干预

  • 于是,在这一段时期内,以(民族)国家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希特勒主义崛起,它与共产主义一起,成为国家干预乃至统制经济的极端派别。甚至在自由主义立国的国家,也兴起了以凯恩斯主义为特征的“新政”,例如在美国就有著名的“罗斯福新政

  • 在哈耶克作为思想家的生涯中,他对铺天盖地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思潮投入了极大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他是促成这一全球性潮流的衰落与终结的核心人物

  • 自1848到1948年,在这一百年里,社会主义吸引了大部分知识界领袖人物,二次世界大战后臻于顶峰。将来的历史学家或将把这一百年命名为欧洲社会主义时代

  • 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交付国家控制,使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并走向某种社会正义的理想。

  • 虽然社会主义有各不同派别的区分,例如有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派和主张渐进道路的费边派(Fabianism),但其间只是方法道路上轻重缓急的差别,二者的最终目标,并无不同

  • 哈耶克的体系性著作《自由宪章》,作为密尔(S•J•Mill)上世纪经典著作《论自由》在二十世纪的姊妹篇,使他成了自己时代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也是最具原创性的自由价值的守护者

  • 在所有的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遭遇到严重的经济困境、甚至经济灾难,并且这些国家内部都毫无例外地实施残酷的政治高压,其次,则是由於西方世界经济出现“滞胀”现象,这是与凯恩斯理论完全矛盾的,它使信奉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遭遇到严重困难,此外,在那些民主福利国家(主要在北欧),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停滞

  • 极权主义并不比过去的制度有更高的社会正义,反而产生了独断的、无可逃遁的等级身分秩序

  • 极权主义不仅未能实现它许诺的更大自由,而且产生了新的极权主义,其控制和压迫社会的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暴君

  • 极权主义以许诺经济平等和经济安全为旗帜,他们看来确乎触摸到了一点人性的脆弱面。诚然,所有的人都希望获得经济上的安全保障。但是深入追究,极权主义者的问题是,他们未能区分两类不同的安全概念:一类是有限的相对的安全,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的,对人民提供的最低限度的营养保障,因此不至于发生特权。而另一类则是绝对的安全,是无法对一切人提供的“一定的生活标准”,它要求把社会的全体生活水准拉成同等整齐。要达成后者,必须依赖国家强制性地对另一些人的合法收入进行剥夺,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最後造成经济的衰退、普遍的贫穷以及高度的国家控制。

  • 他的逐渐疏离经验主义同他更深地倾心于不可知论构成了某种同步演化的思想历程。

  • 在极权主义者影响下,我们的语言如何被变形被毒化。我们应如何应付,以免受这种语言的牵引而进入社会主义思考的陷阱

  • 正象当年有较高文化的民主繁荣的雅典被军国主义的斯巴达所战胜一样,也正如繁华奢侈文明的古罗马被军事化的东日尔曼蛮族的入侵而消亡一样,现代自由民主繁荣而奢侈的西方世界也将被高度组织化和军事化的极权主义阵营所击败。

  • 以其独特的洞察力指出,正是在实验极权主义国家的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变革力量。因为那里的实验,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狂妄和压迫性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行不通的制度。而且那场实验的失败已经日益明显,无可掩盖了。

  • 虽然他的学说还会引起绵延不尽的争论和批评,虽然各种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仍然视他为老古董而对之不屑一顾。但是,历经苦难和沧桑的原极权主义国家的千千万万民众,却对他投以极高的敬意;历史,无可争辩地眩人眼目地赫然站在他一边。哈耶克已经获得了最辉煌的回报。在任何意义上,他都可以平静地阖上双眼了

  • 这些人中包括了冷战结束后的捷克总理克劳斯,克劳斯回忆道:“当年在图书馆里秉烛夜读哈耶克,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 自由是具体的,在西方它是个人主义传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对此,哈耶克在书中已有详细论列,他甚至认为个人主义哲学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而自由是这种哲学的神髓。

  • 西文中的individualism,并不等于自私自利。它的哲学要义是“从个人作为人的角度来尊重个人”,即承认个人的意见和偏好在他自主活动的领域内是至高无上的——个人应作为其目标的最终判断者,每个人都应有充分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才能

  • 个人主义美德滋生并流行于商业交易的社会,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商品经济的首要条件是选择自由:自由生产、自由消费、自由择业、自由迁徒等,

  • 你知道吗?连唱了半个多世纪的名曲《团结就是力量》中的“向着自由”,也被改为“向着胜利”。可见“自由恐惧症”是多么严重

  • 哈耶克非常赞赏苏格拉底所说的一句话:“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 ZT:对哈耶克来说,自由是一个消极的概念,即缺少强制的状态。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强制通常蕴涵着这样一层意思:强制者被假设为“有知的”。“正确的”,被强制者被假定为“无知的”、“错误的”,所以前者可以用各种手段迫使后者就范。(非正义的)强制之所以是恶,之所以妨碍自由,是因为它不承认个人有能力去认识、运用、评判知识,使他成为仅仅是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建构理性主义之所以会在政治上导致过度的强制和暴力,正是因为它不承认每个人都有探索和发现真理的同等权利,每个人在知识水平和范围上的绝对局限性,而把发现真理的权利和垄断知识的资格交给“全知的”天

  • 先知的命运是这样展开的:先被讥讽,后被冷落,人们直到山穷水尽,才再次想起他

  • 未必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但一个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荣的原理,那么他或早或迟,都必定要走过哈耶克这扇大门

  • 与宣称追求同样目标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不是通过其追求的目的,而是通过它选择的方法去达到这一最终目的。

  • 现在许多人反对新自由主义,对哈耶克存在大量误解。希望有头脑的人好好读一下哈耶克的著作

  • 千百万人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实现了他所追求的目标。即便是那些最幸运的人,他们的成就与其年轻时梦想获得的虚荣仍然相去甚远。数以千计的困难和阻碍撞碎了计划的梦想,而他本身的力量却显得很弱小,以致于无法实现主观想象既定要达到的目标。失望和计划的失败,自身的不足与他提出的既定任务相矛盾是每个人最大的、最为痛心的经历,这是最典型的人类命运。

  • 在精神病患者的生活中,生活的谎言具有双重任务。他们在失败中自我安慰,相信奇迹般的成功将会到来。例如,他们认为,社会的种种失败,包括他们设想的远大目标之所以没有实现,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些目标无法实现,而是由社会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 摘自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序言文章提交者:一见如故温暖朋友说得不错,我认为判断一种学说或制度的好坏与可行性,是否维护个人自由可以作为一块试金石。

  • 一切把我们引向地狱的东西恰恰是试图使我们走向天堂!

  • 大多数人读了他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

  • 哈耶克认为自由社会的制度是一种自发的过程,从没有人有意去设计整个社会制度。因此,这种制度的形成是千万人互相竞争、互相作用的结果,所以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包含了所有人所知道的互不相同的信息,而竞争过程也使人无法垄断制度设计和形成机制,因而无法利用这种垄断来损人利己,所以信息的合成过程会将信息传递中的歪曲降到最小。

  • 在哈耶克看来,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别,一是在自由社会中,制度和秩序是自发形成的,不可能由少数思想家设计。二是自由社会中的制度都是一些游戏规则,人们只对游戏规则是否公正做判断。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却规定谁应该是胜者,什么应该是社会追求的具体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欲望强加于社会上其他人。

  • 我读哈耶克的书之前就有一个想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计划经济比社会主义中还多,例如,麦当劳的经营中就有总部对各连锁店的很多指令性计划。但根本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通过计划权利的自愿自发的买卖而形成,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用政府的垄断权强制形成

  • 哈耶克指出,在一个自由经济中,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所以强制执行游戏规则就会十分有效,输了的人无法不认输,因为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法与之辩论,也无法抗拒它的惩罚,受罚人也无法责怪任何他人。但社会主义制度却有只看得见的手来执行奖惩,失败者总会有办法找政府,抱怨奖罚不公平,或不合理。因此,游戏规则无法强制执行,或曰预算约束总是软的。在这种条件下,公平的竞争游戏是无法玩起来的

  • 哈耶克的思想其实与经济学界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主流学派南辕北辙

  • 他强调对经济理性的迷信可能导致经济制度的失败。其实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对什么叫理性,什么叫非理性,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判断,或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世上很多从常理看来非理性的行为,也许对人类社会的知识做出贡献

  • 我们最好放弃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承认自己对经济理性的无知,因而只是追求游戏规则的公平,接受这些游戏规则下出现的东西,不论其是理性、还是非理性。

  • 遗憾的是,现在用数学模型最纯熟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我看来是思想相当浅薄的一批人

  • 市场制度的功能并不是让所有人分享所有信息;恰恰相反,市场制度会促进专业化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因而使得人们不需要知道其他专业的知识,但却能享受所有专业部门的产品。因此,市场的功能在于,当每人只知道整个社会的信息的极少一部分时,人们却能充分利用这所有部分信息的集合。这正是哈耶克思想精髓之一。按这种思想,如果某个人或政府声称能获得整个社会的信息,因而看出了“市场失灵”,进而加以纠正,此人必是过分狂妄,对市场的功能毫无所知

  • 立法机关不应该关心社会的共同目标,而应该关心游戏规则的公正;至于参加游戏者个人的不同目标,那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统一的。如果立法当局为社会制定共同目标,并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社会就会走向“被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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