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

  • 他们虽然眼界风格各异,但都将文学批评当成了社会批判,当成对人类行为中的事实与可能之间的乌托邦或经验的比较。

  • 把野蛮与政治暴行想像成具有普世的关联性,将这些令人愤怒的事件想像成万世不易、四海皆宜的准则,我认为,这种想法也有些虚伪

  •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

  • 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

  • 所有的伟大写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对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创造力战胜时间的希冀。

  • 如果能赋诗传唱,如果能从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铸就不朽小说,创造永恒形象,谁会选择作文学批评?大多数人不过是灰头土脸地活在旧电话号码簿中

  • 想这一切吧。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写作。他要别人来提供诗歌、小说、戏剧。没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评无法存在。

  • 前所未有的是,无论学生,还是对文学潮流感兴趣的其他人,都在读书评,而不是阅读书籍本身;或者说,在努力作出个人判断之前,他们在阅读他人的评论。

  • 扎拉图斯特拉最后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箴言:“现在,离开我吧。”

  • 批评的冲动比起创作的冲动次要,创作的快乐和重要性绝对更高级。

  •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有些受过教育,阅读过并将继续阅读莎士比亚或歌德。

  • 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在此,近代再次提供了残酷的证据。那些为《少年维特之烦恼》或肖邦而掉泪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正行走在不折不扣的地狱。

  • 在现有的人才中,许多最优秀的已经投身于科学。在15世纪,他们自然是希望成为画家;而在今日,激发快乐的感觉,拥有精神自由、灵魂澄澈的感觉,都是属于物理学家、生化学家和数学家的。

  • 尽管有无穷的魅力和持久的美感,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很少给人以终极兴趣。我的意思是,它们几乎不能增加我们对人之可能性的知识与支配。

  • 荷马、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于人类的洞见,超过了全部的神经学或统计学

  • 科学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人的动机,而这恰是埃斯库罗斯或但丁会认真探索的话题。

  • 在选择过程中,批评就有用武之地

  • 在对作品的首要意义和结构进行学术权威性的判断时,他必须选择。他偏爱那些与生者对话的作品

  • 时下法国最好的小说背后都有狄德罗的力量

  • 批评家可以充当中间人和监护人。他的部分工作就是监视一个政权是否抹杀或扭曲了作家的作品,

  • 阅读是行动方式。我们参与在场,我们参与书中的声音。我们允许书中的声音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尽管不是完全不设防。一首伟大诗歌,一部经典小说,挤压在我们身上,它们攻击、占有我们意识的稳固高地。它们对我们的想像和欲望产生作用,对我们的抱负和最秘密的梦想施加影响;这是一种让我们受伤的奇怪主宰。焚书的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艺术家是不可控制的力量:自凡高以来,西方的眼睛看见松柏,无不注意到树梢上面冒出的烟火。

  • 一个人读了《伊利亚特》第十四卷(普里阿摩斯夜会阿基琉斯),读了阿廖沙·卡拉玛佐夫跪向星空那一幕,读了《蒙田随笔》的第二十章,读了哈姆莱特对这章的引用,如果他的人生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生命的领悟没有改变,他没有用一点点彻底不同的方式打量他行走其中的屋子,打量那些敲门的人,那么,他虽然是用肉眼在阅读,但他的心眼却是盲视

  • 读了《安娜·卡列尼娜》或普鲁斯特的人,在心灵的深处,能不体验到新的虚弱或需求?

  • 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却依然能够无畏地面对镜中的自己,这样的读者,也许从字面上说,能够识文断字,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不过是白丁而已。

  • 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作为健全的读者阅读,以精确、敬畏和快乐为榜样。相比于创造行为,这是次要的任务。但它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没有批评,创造本身或许也会陷入沉默。

  • 耶稣使徒告诉我们,太初有言。但他没有肯定地告诉我们,末日如何。

  • 获得了彻悟,“道”才不再忍受语言必然掺合的杂质和碎片,不需要符合句法中天真的逻辑和线形时间观。在“大道”中,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正是语言的时间结构,使之人为分离。

  • 得道的僧侣或道士,不仅要逃离世俗行为的诱惑,还要逃离言词。他隐入山洞、道观或寺庙,是沉默的外像。

  • 它们神圣见证了这个信念:一切真理和真相,除了顶端那奇怪的一小点,都能够安置在语言的四壁之内。

  • 法与语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对应起来。我们不能将李群运算或n维流形性能背后的程式和记法“翻译”成数学语言之外的任何词汇或语法

  • 我们不能将李群运算或n维流形性能背后的程式和记法“翻译”成数学语言之外的任何词汇或语法。我们甚至难以解释。解释一首好诗,结果可能是一段蹩脚的口水话;但在影子和实体之间有可辨别的连续性。对拓扑学中一个复杂的命题进行解释,可能完全让人不知所云,或者只有转换进入另一个特定数学语言的分支或“方言”。高等数学涉及的许多空间、关系和事件,与感觉材料没有必然的关联,它们是发生在封闭的公理系统内的“现实”。你只有用数学语言来讲它们才有意义和规范性。

  • 当一个批评家设法将不确定性原理用来讨论行为绘画,或者讨论当代音乐中运用的即兴演奏,他不是把两个经验领域联系起来,他只是在说胡话。

  • 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人属于没文化;同样,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人也没有文化。双方都对对方的世界盲然不见。

  • 过去有些人,在环球航行已经成功之后,还认为地球是张平桌;在牛顿已经证明力学和惯性理论之后,继续坚信有神秘的推动力。今日的人文主义者就与这些榆木脑壳一样,捶胸顿足。

  • 历史学家开始视他们的材料为可控经验熔炉中的元素。从对过去的客观审视中(这样的客观事实上是天真的幻象)得出的是统计模型

  • 我们称为事实的东西也许是一层语言纺成的面纱,覆盖在我们的心灵上,远离现实

  • 任何读过《逻辑哲学论》的人都会感到这本书中沉默的奇特光芒。

  • 凡高宣布,画家不要画他所见,而要画他所感。所见的东西能够转化为语词,所感的东西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先于语言或外在于语言。它只有用特定的颜色话语和空间结构话语才能表现。非客观和抽象艺术拒绝了语言对等的可能性。油画和雕刻拒绝取名或标题;它只需要贴上“黑与白5号”、“白色形式”或“85号作品”等标签。

  • 它拒绝听众辨别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拒绝听众将纯粹的听觉印象与任何语词化的经验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可能。

  • 我一直论证的是这个观点:在17世纪之前,语言的王国几乎包括了全部的经验和现实;而在今天,它只包含非常狭小的一块领地

  •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理解,现代大众传媒已经使英语退化到半文盲的状态。

  • 相反,我们手上的语言工具,由于长期使用,已经破败。为了迎合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要求,今日的语言承担起越来越俗气的任务。

  • 毫无疑问,只受过半瓶醋教育的人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结果是言词的财富和尊严锐减。

  •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的英语,像新型洗涤剂推销员用的语言,目的既不是沟通他对国民生活的真知,也不是提升听者的心智。它是故意要躲避或掩饰意义的需要。当对放射性辐射尘的研究被取名为“阳光行动”时,这个共同体的语言已经陷于危机。

  • 他们意识到,传统的句法将我们的认知安排成线性和一元性模式。正如布莱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弗洛伊德所示,这些模式扭曲了潜意识力量的作用,压制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在他的散文诗中,兰波设法将语言从因果律的内在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原因和事件展开之前,结果就以非次序的形式同时出现。这成了超现实主义的典型手段。

  • 隐含在魏尔伦的观点——“最重要的是音乐”——中的是这种迷人又迷惑的观念:一首诗歌最直接的沟通方式是其响亮的音调。追求音调模式而不是观念模式,产生出的系列诗学作品,只有真正配上音乐之时,才能发挥出全部内涵。

  • 都市生活和工业生活的节奏让人在夜幕降临时就筋疲力尽。当一个人闲下来,音乐,哪怕是有难度的音乐,也比严肃文学更容易进入其中,给人带来享受。它令人心潮起伏,又不用费大脑。

  • 维多利亚时代的求爱者将诗歌当成花环送给心上人,现在的情人会选择一张唱片,明显意味着要用音乐来完成白日梦或勾引。当看见新出的唱片封面,人们立刻意识到,音乐已经取代了我们生活方式不再提供的烛光和黑天鹅绒。

  • 简单语词能够用来表达复杂思想和感情,简单语词也可能用来表达本身就很低级的意识状态。把语言紧缩到一种有力的抒情速写,海明威缩小了供以观察和书写的生活空间。经常有人指责他老是写猎手、渔夫、斗牛士和酗酒的士兵。这种写作对象的一致性,其实是他可利用的语言中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海明威的语言怎能传达更能言善道之人的丰富内心生活?

  • 这些台词花哨、浪漫、累赘。

  • 现代作家在引用比他们优秀的作家时很少不受惩罚。

  • 在想像力需求的压力下,他的作品集结起语词的大军,征召长期睡眠或生锈的语词重新入伍,同时还吸收了新的语词。

  • 维多利亚式夜谈

  • 他努力使语言再次匹配经验世界的多重真实。

  • 每个地方,知识分裂成碎片,越来越专业化,由技术语言守卫。一个人能够掌握的技术语言越来越少。我们意识到现实如此复杂,那些使共同话语成为可能的统一理解或综合理解不再存在。

  • 使用些粗糙的比喻来做,是散布虚假的谬论,助长理解的幻象。

  • 在我们时代,政治语言已经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都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的残忍都能在历史主义的冗词中找到借口。除非我们能够在报纸、法律和政治中恢复语词意义的清晰和严谨,否则,我们的生活将被进一步拖向混沌。

  • (语言为了自身必然的生命,找到了粗糙脆弱的人作为载体),人类就挣脱了沉寂。或者,借用易卜生的意象:用锤子一敲,沉默的矿石就开始了歌唱。

  • 掌握语言,包含了一种自我流放的欲望——离开自然节奏和无名状态的动物世界。

  • 因为诗人用语言筑成堤坝来阻挡遗忘,诗人的语词挫伤了死亡锋利的牙齿。我们的语言中有将来时——这本身就是一件光辉的事,是对死亡的一种颠覆——所以,先知,预言家,那些能把语言的活力发挥到极致的人,能够看透未来,用语言来超越死亡。

  • 诗歌努力逃离线性的、指称的、逻辑上注定束缚它的语言句法,进入诗人视之为即时、直接、自由的音乐形式。正是在音乐中,诗人希望能够解决这个悖论:一种创造者独具、带有他自己精神烙印的创造行为,如何在每个听众身上无穷更新。

  • 兰波在做到一流诗人才能掌握和穷竭语言资源之后,转向了更高贵的语言——行动。孩童梦想和呓语,成人也一样。

  • 最理想的状况是,每个诗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独自表达他的需要;鉴于人类语言的社会习俗化本性,那样一种理想的语言只能是沉默。

  • 选择自杀性的修辞——沉默

  • 《致密伦娜情书》(The Letters to Milena,这些是最好的现代情书,最不可或缺)总是反复回到充分表达的不可能性,回到作家的绝望(不可能找出还没有被污染的语言、还没有堕落到陈词滥调的语言、还没有被不加省察的浪费蛀空的语言

  • 布尔说:“我在说话时对自己的了解远不如我沉默时对自己了解。”

  • 对于我们无法言说的,我们只有保持沉默。

  • 在茫茫黑夜中,一切都变得模糊:没有名字,没有形状。

  • 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内心最深层的体验。我越想解释自我,我就越不理解自我。

  • 这个观点发展了契诃夫有效语言交流几乎不可能的看法,它在重压之下走向了沉默,

  • 在这样一种文明中,语言筹码不断在通货膨胀,使得原本神圣的文字交流如此贬值,那些有效、真正新颖的文字,再也没有办法让人们听到。每个月都必须有巨作产生,出版商就逼着那些平庸之作包装起来,外表光鲜,昙花一现。

  • 人文学科语言的泛滥,把琐碎的东西当作高深的学问反复批评,威胁着抹杀了艺术作品本身,抹杀了真正批评所需的精确与新鲜的个人体验。

  • 精神分析是修辞华丽的八卦

  • 这个世界不会在一声巨响中结束,也不会在一声呜咽中结束,只会在一份报刊头条、一句口号、一本比黎巴嫩雪松大一点的黄色小说中结束。

  • 对于诗人来说,肢解自己的语言要比用自己的才华或漠然去美化非人道好得多。如果集权统治有效地剥夺了任何诋毁和讽刺的机会,那么就让诗人停止写诗吧,也让那些离死亡集中营几里之外的学者停止编辑文学经典。正是因为那是他的人性的标志,正是因为它使人成为不断奋斗的生灵,语言,在野蛮之地,在暴行之时,不应该有自然生命,不应该是中立的圣殿。沉默是一种选择。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和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

  • 阅读受教育之人本应该阅读的大量好书,是度过大学三四年时光的愉快方式,比学经济学需要的数学或外语不规则动词要愉快得多。

  •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面对莎士比亚、济慈或狄更斯应该说点儿深刻重要的新东西;这不但自相矛盾,而且令人困惑。对于文学经典,很少人能发出新见;年轻人就要发出新声,这几乎是吊诡的想法。文学包含了丰富的人生,理解文学也需要丰富的经验。

  • 理解高贵、微妙、深邃的思想,理解文雅、崇高的感情”

  • “集中营里那样做的人只是宣称他在读里尔克,但他没有读好里尔克。”这是遁词。事实上,他可能读得很好。

  • ,我甚至会说:至少可以设想,当注意力集中于书写文本(书写文本是我们训练和追求的材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反应的敏锐性会下降。因为我们受到训练,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要相信虚构的东西

  • 任何人身上的虚构反思能力或道德冒险能力都很有限,它能被虚构作品迅速吸收。因此,诗歌中的呼喊也许比外面街头的呼喊声音更大、更急迫、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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